[摘 要]中国档案事业有五千年从未中断的发展史，探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有从未中断的史官、文书档案官员和编史修志制度的保障。
[关键词]档案事业 史官 文书档案官员 史家 编史修志
一、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发展的源头与走向
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发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初的黄帝时期。自那时起，就有辅佐黄帝治理天下的史官。君王言论、行动的记录，文件的制作，档案的保存，神人关系的沟通，都离不开史官，史官文化应运而生。后来，史官文化一直成为夏、商、周及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虽然自战国起，史官由以前君王的高参、顾问的显赫地位下降为注记政事、典藏档案的专职官员；自秦汉到有清，史官与文书档案官员的职掌虽又分途，但文书档案与修史编志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文字是人类迈入文明时代的根本特征。有了文字、历法，史官则便于记载往事，作为凭证；制订文件，作为章程，为君王稽察百官、治理万民服务。从此，中华文明便进入有史时代。最早的“史”实际上是原始文书档案。这些“史”被史官一代又一代地递相保管下来，直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的司马迁还能看到。司马迁钻研利用过的“牒记”、“历谱牒”、“五帝系牒”和经孔子编纂的《尚书》都是中国最古老的官文书。
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渐进变革发展的连续性与很强的阶段性，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呈现若干阶段，而档案事业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理所当然地也随着呈现若干阶段。须知，古代中国档、史难分，档案事业发展与史学发展基本同步，同史学发展走向的阶段性大体一致。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在先秦是其童年时期，在秦汉是其成长时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是其发展时期，在辽宋金元是其继续发展时期，在明清随着封建社会发展的停滞、衰老，档案事业也呈现出停滞、衰老的状态。①
二、夏商周史官制作保存的文书档案为孔子编纂六经奠定了基础
夏商周三代的主流文化是史官文化。文化的载体典籍（文书档案）皆由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所写作、所典藏。再者，三代的史官世袭，协助君王处理政务，负责祭祀、占卜吉凶，起草文件，策命诸侯卿大夫，箴谏君王，备顾问；他们依据一定的“书法”，忠实地执行本职工作，记录先公先王世系、君王卿大夫行事、言论和国家大事（祭祀、战争）以及天象历法；高文典册非史官不能掌管，不能传授；“学在官府”，学必有师，老师皆是史官。这些史官绝不肯把文化知识传授给非贵族出身的人们。
到了春秋晚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崩溃，导致诸侯争霸，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以致社会剧变，贵族陵夷，政权逐渐下移，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士阶层崛起；同时，由于社会动荡，王官失职，百官流散，绝对封闭的史官制度动摇，文献典章从官守的秘府中渐渐扩散，官学趋于衰废，以致“礼、乐废，诗、书缺”②。因为文献学术在较广的范围内开放，昔则贵族垄断文化教育，今则“国人”、“庶人”中的优秀分子也能获得知识而跻身于士甚至大夫阶层。
活跃在春秋晚期社会大转型历史舞台上的孔子的伟大功勋便在于适应时代的需要，打破“学在官府”的桎梏，破天荒地开创了私人讲学和私人编纂的局面，创立了儒家，而儒家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的核心和主体。特别是他搜罗夏商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积累的档案资料编纂六经，即选编《诗》、《书》，定《礼》正《乐》，赞《易》，作《春秋》，并向弟子教授六经（今存五经），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了“元典”，成为指导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经典，成为封建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主要是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同时，“六经皆史”，六经保存了夏商周三代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总之，孔子是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保存上古文献与传播文化之功永远不可磨灭。
三、秦汉以后的文书档案官员、史官、史家对编史修志的杰出贡献
我国古代史官随时记录着君王的“言”和“事”，即所谓“动（按，动即事）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③后世诸多史学体裁都是由记言、记事两家衍生出来的。这是中国古代在历史记载方面独步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突出表现，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没有像我国这样几千年连续不断地形成和积累了如此丰富的有系统的历史著述和资料，而这主要得益于一整套完备的文书档案与注记和编史修志的制度。④
(一)秦汉以后与帝王接近的文书档案官员的贡献
文书是国家机构有效管理和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文书当其现行使命消失，其中有查考利用价值者，便立卷存档。因此，中国古代文、档一家。同时，档案、图书同藏一处。三代文书由史官制作，在宗庙、天府保存。秦汉帝王制、诏由御史中丞草拟，并受公卿奏事，尚书出纳诏命；而汉武帝改为中书令拟诏；档案先存禁中、三公九卿府，后存石渠阁、兰台、东观等处。魏晋南北朝先是秘书令起草朝廷机要文书，兼掌呈奏，后为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通事、通事舍人、诸曹尚书执掌；档案由东观、兰台、宗庙、崇文馆保存。
隋唐至宋，由内史省即中书省中书舍人制作诏令（外制）、参议奏章，交门下省侍中、侍郎、给事中审议封驳，经皇帝批准后，转尚书省执行，六部均设主事管文书档案；自唐玄宗起，又有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知制诰起草诏令（内制），批答奏疏，宋增设枢密院检详官专掌军事文书；隋唐档案归史馆、弘文馆、集贤院保存，唐门下省及吏部、兵部设甲库管文武官员的人事档案；宋设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金耀门文书库、龙图阁等十一阁和掌军事的枢密院、掌财赋的三司（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及三省六部至地方政府的架阁库存档。
元蒙古翰林院翰林学士、内八府宰相起草诏令，中书省、各行中书省都事、六部主事制作文书；档案归中央至地方政府的架阁库保存。明朝由内阁大学士起草诏令制诰，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中书舍人誊录，通政使受章疏敷奏封驳，六科给事中、六部司务督办公文；档案由文渊阁库楼、大本堂、皇史宬、古今通集库、后湖黄册库及六部、五军都督府至地方政府架阁库、照磨所保存。清朝中央有两大文书档案工作系统，一为内阁大学士具草诏令，内阁中书缮写，各部主事掌文移案牍，另为自雍正起，凡涉及机务及用兵的谕旨由军机大臣拟旨、出政，军机司员（章京）缮写；内外大臣言官摺奏，由皇帝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档案则由内阁大库、军机处、皇史宬和各部、院、府、监、寺、地方政府的档房保存。
此外，自秦汉至明清，从中央到地方道、路、省、州郡府县衙署，还有主簿、谒者、长史、治中、记室、参军、书记、令史、幕客、书吏、守当、管勾、典籍、典史、孔目等等，或起草、传递文书，或保管档案。至于历朝诏令、文书的程式、拟定、缮写、用印、保密、传递、时限、督办（照刷、磨勘），档案的副本、征集、上缴、鉴定、分类、立卷、登记、统计、保护、利用、销毁、移交，在法律条文中都有繁简不一的规定，轻重有别的奖惩。最后，中央的档案交史官编史，地方的档案付衙门修志。若无文书档案，史官、史家编史修志则无从谈起了。
(二)秦汉以后帝王器重的史官的贡献
历代帝王重视史职，因此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系统而又完备，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其历史记载才从未间断。三代各种史官及其职掌前文已述。秦汉史官有太史令、太史丞、兰台令史，掌图籍秘书兼撰史书。魏晋南北朝修史专官有著作郎、佐著作郎、修史学士或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文的长官）兼著作，掌注记（记帝王言动法度）的史官有起居注官、起居郎、起居舍人。因而此时历史典籍激增，史部独立。须知，东汉明帝至灵帝命史官先在兰台后于东观官修纪传体当代国史《东观汉记》，到北齐文宣帝天宝二年（551年）继东汉官修《汉记》故事，始置史馆，着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设局撰修纪传体前王朝正史《魏书》，且以宰相领之，谓之监修国史。北周、隋也置史馆。
因史事日繁，史料愈富，设馆修史已大势所趋。于是，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而便于加强控制，此后历朝沿为定制。宋朝史官制度更趋完善，史馆建置起居院、日历所、会要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
辽金翰林院掌诏令制作。辽却在翰林院附设国史院，一改唐五代宋史馆独立建置之制，将修史归入翰林院。金史馆也称国史院。元史馆曰翰林兼国史院，明清则为翰林院。隋唐至明清，史官除前已有之的起居注官员，隋唐至宋辽金有著作郎、佐著作郎外，唐五代宋辽金的史官称监修、修撰、直馆、修国史、同修国史，元明清以翰林院学士兼任史职，称总裁、修撰、编修、检讨；另外，清国史、实录、方略、律例等馆各有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
总之，秦汉以后历朝史官掌管史料，记载史事，纂修史书，如记起居注（始于汉），编国史（始于东汉）、实录（始于梁）、玉牒、日历、会要（均始于唐）、大典（元）会典（明清）以及法典、诏令、奏议等等，北齐以下还为前王朝修撰正史。
(三)周秦以来朝廷与地方修志的突出贡献
章学诚的“（方）志乃史体”⑹一语破的。试问，治州县者以方志为鉴，朝廷能不提倡修志吗？地方长官能不重视修志吗？
方志源于先秦外史、小史与职方氏，秦汉已有雏型方志。光武帝诏令南阳撰《风俗传》，“郡国之书，是由而作。”⑻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编纂显著增多，既有全国总志，又有各地舆记、图经。
隋唐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编修方志。宋元完成了从图经到方志的过渡，方志种类完备，志体基本定型。因而宋元既有多种总志，又有通志、都市志、路府州县志、乡镇志。
明清进入修志的鼎盛时期。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诏“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⑾，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⑿，并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⒀，这是朝廷颁布的最早修志凡例，为地方设局修志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迫于功令，修志蔚成风气，几于无府无县无志乘之修纂。清朝修志更盛。康熙年间频频颁诏修志，雍正六年（1729年）因一统志历久未成，下诏督修通志，不久，定省府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后因修《四库全书》又命各地重修方志。于是，各省府州县长官或亲自或延聘宿儒名贤修志。旧中国现存的8200多种方志，80%左右系清朝纂修，且州县以上志乘多为官修、官定。方志虽有优劣，但精品为数较多。
(四)秦汉以来文书档案官员、史官、史家有所成就的主要原因
秦汉以来历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书档案和编史修志，于是文书档案官员和史官自然膺任尊荣，待遇不菲，人才济济。这是他们有所成就的主要原因。
先说尊荣。文书档案主官、史官有的本身就是卿相，有的晋升为卿相，均不乏其人。像岑文本学贯经史、性沉敏、有姿仪、美谈论、善属文，唐太宗将这位非勋非故的南方布衣从秘书郎逐步擢升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中书令，专草诏诰，典机密，久居相位。⒇当代史学家刘节说：“后汉的尚书令，唐宋时代的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最高的如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21)足见文书档案主官、史官膺任尊荣。
次讲待遇。臣瓒注《汉书·司马迁传》曰：“汉太史令千石”，月俸九十斛，西汉史官待遇也算可以。刘知几说唐置史馆于禁中，或与门下省为邻，或同中书省相接，“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23)唐代史官待遇可谓丰厚。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礼遇空前，资料丰富，时间充裕，既荣耀，又有钱、有闲、有资料、还有学术自由，是司马光一班杰出史才成就《资治通鉴》的重要原因。史官待遇如此，文书高官待遇只能更高。
再论人才。秦汉以后文书档案官员、史官或由征辟，或系举荐，或经铨选，或为科考，或自门荫，大都“才堪撰述，学综文史” (25)；方志之主修不少也是“博物洽闻，学力充赡” (26)。人才均不可多得。然而，在北朝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上士、太子文学的颜之推曾引谚调侃“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27)。此种现象，在门阀当道的梁朝虽所难免，但并非普遍。正如刘知几所说，像魏、西晋的华峤、陈寿、陆机、束皙，东晋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的徐爰、苏宝生，梁的沈约、裴子野，陈的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28)魏晋南朝时期文书界、史学界可曰人才辈出，其他时代则毋论矣。
饱受儒家孝父母、尊祖先思想灌输的中国古代学人奉行两条金科玉律：一条“学而优则仕” (29)，一条“立言”为“不朽” (30)。因此，学业有成后，争当文书官或史官，以致有人说过“仕宦不为著作（郎），无以成门户” (31)这样赤裸裸的话来。或不得已则私修史书，像先秦孔子，汉之陆贾，刘宋范晔，乃至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或受地方长官延聘，入局修志，其中腐儒冬烘各代虽有，但硕学鸿儒，举不胜举，像章学诚屡屡受聘于县、州、府、省署，编纂多部方志，同时创立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尽管因残酷的政治斗争，历史上有过齐太史三兄弟被杀，司马迁受宫刑，班固死于狱中，范晔被杀，崔浩叙国史被夷三族，韩愈视任史官为畏途，康熙时骇人听闻的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虽然也出现过士人羞与为伍的宦官、书吏把持文书档案工作的腐败；自隋以后，抄写与典藏档案的一般官员如令史、守当等难以升迁。但由于功名、利禄、“没而不朽” (32)的诱惑，文人雅士们仍对文书档案官、史官、编史修志趋之若鹜！
总之，中国五千年文化从未间断，历代史官、史家、文书档案官员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参与起草文书，典藏档案，利用档案纂修史书，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因此，文书档案成为文化之母，典籍之源。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时，档案、法典、诏令集、奏议集、文编、起居注、实录、正史、私修史书、地方志的利用，不可或缺。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材料，多见之于档案、法典、诏令集、起居注、实录、正史；自下而上的材料，则多见之于奏议集、文编、私修史书、地方志。倘若将它们联合使用，对于古代中国全貌，庶几乎可以获得一个较清晰的轮廓。
四、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化名人与文书档案、史官的不解之缘
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有：档、史难分，史、地一体，文、史结合，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导。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浩如烟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它们无不与文书档案结下不解之缘。儒家经典六经乃至十三经的编纂，离不开利用档案。史部书籍或为注记（原始资料），如法典、诏令、奏议、谱牒（玉牒）、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国史、实录、会要（大典、会典）、方略、登科录、金石之书等等，都是档案资料汇编；或为史学撰述（著作），如编年史、纪传史、典章制度史、学术史、地方史志、史论、史考等等，都是档案资料的转化成果。众多子书则是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和军事家们参阅文书档案资料精研覃思的结晶。而集部文献，无论别集（如《柳河东（宗元）集》、《欧阳文忠公（修）集》、《张太岳（居正）集》等），还是总集（如《文选》、《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宋文》等），里面都荟萃了大量文件，如诏敕、制诰、策问、奏议、移檄、露布、札状、日记、笔记、论文和行状、传记、碑文、祭文、序记、题跋等资料。即使是数不胜数的道教、佛教著作——道藏、佛藏，尽管里面充满了神秘主义，但也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宗教人物活动直接形成的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如化学、医药学、气功、哲学、文学、音乐、书法、绘画、雕塑、建筑）有关的原始记录。
综观自先秦至有清，凡是中国文化名人，很少与文书、档案、史学没有关系。他们要么与文书档案或史官、史学有关；要么就是史学家或任史官，或充文书档案官员，或兼而任之，或不得已在家写史，特别是他们编史修志，全都充分利用过文书档案第一手资料。而上述文化名人绝大部分又与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像老子、张衡、刘勰、魏征和陆游等，他们这些人的事实可具体而微地说明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化名人与文书、史官的不解之缘，可见其与儒学、文书档案、史官、史书关系之一斑。
综观中国古代的档案事业，文书档案官员、史官、史家群体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是，由于受专制王（皇）权与剥削阶级偏见的制约，传世的文书档案、史书（方志）中的歌功颂德、曲笔隐讳、封建迷信之词俯视即是。然而不能因此低估史官、文书档案官员、编史修志制度的历史作用。质言之，若无系统完备的史官、文书档案官员与注记、编史修志制度，中国古代就不可能产生像孔子、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和顾炎武、章学诚这样的文化巨人，更不可能给后人留下举不胜举的“丰富的文化典籍”。(38)
注释（略）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探源》（02ETQ003）阶段性成果